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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中国性学第一人潘绥铭,三进红灯区而不睡

如何有效的勾引一个男人

和妹子相处,要义就是:若她涉世未深,就带她看尽人间繁华; 若她心已沧桑,就带她坐旋转木马。和男人相处,要义就是:若他情窦初开,你就宽衣解带;若他阅人无数,你就灶边炉

提起“性学家”,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?是王小波的爱妻李银河or写出了《性史》的张竞生?总之,肯定不是潘绥铭。

说起潘绥铭其人,也是足够传奇。无论你听没听过他的名字,你都或多或少听过“中国婚外情比率全球最高”、“ 女性文化程度越高,无性的人越多”。

没错,这些调查结果全部来自他的学术研究,今儿,桃子就好好掰扯掰扯潘老师的传奇经历和硬核人生。

- 潘绥铭教授 -

从潘绥铭到潘老师:

人大任教二三事,你遇到过最open的老师有多open?

人大的同学们有话要讲:没听过潘绥铭老师的课,你根本不知道《性社会学》这门课有多牛x。

1985年9月, 改革开放还没到十年,潘绥铭老师就破天荒地为人大历史系本科生开设了“外国性观念发展史“这门课。这在当时的人大可谓是爆炸性新闻,毕竟,哪怕在四年后的1989年,大学生发生性行为也是“越轨”,甚至还会受到处分。不少女学生骂他“脸皮厚”,但更多的人却是口嫌体正直,嘴上说着“这教授怎么这么不知羞耻”,背地里还是搬着小板凳也要听传说中的“性学”课。

不只是学生们不理解他,哪怕是共事数年的同僚,也说“他要讲这种课,肯定是每天脑子里就想那些事(至于是哪些事大噶可以自行发散一下??)。

后来,这门《外国性观念发展史》进化成了《性与性别社会学》,学生们的态度也从猎奇转向了几百个人抢六十个名额的狂热。

无论是抢上课的还是专程过来蹭听的,这个台上萌哒哒的老头总能用几个略带颜色的荤段子活跃气氛,收割一大波少男少女迷妹。

那么潘老师的讲课场景是啥样儿?他自己这么说:

“我总是在第一堂课就狂轰滥炸,把人类性行为的一切细节通通倒出来。否则,听课的人一周受一次刺激,就根本无法听其中的学术了。这叫强制脱敏。刚开学时,就连已婚研究生都喊受不了,但到期末时,即使纯情女生也能讨论《金瓶梅》中的性细节了,而且脸不变红心不大跳。”

课堂上,他语出惊人:“饭岛爱永远存在在我的硬盘里。”

站在三尺讲台上的潘老师总是充满自信,但其实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他所选择的这条道路是一条“学术专业得不到承认,一半以上学术论文得不到发表、没有资格参加有关学术会议、晋升无望的道路”。

国内,像潘老师这样搞新社会学研究的人太少了。研究性学的年轻人们,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:潘绥铭的弟子和李银河的弟子。

潘老师与他的研究课题:

三进红灯区而不睡

既然潘老师的主业是一个性社会学家,那么他都在研究什么呢?

不少人将李银河和潘绥铭放在一起对比,尽管两人研究的都是性学这个大方向,但李银河更加偏向同性恋和亚文化,潘绥铭则跟“性产业”杠了几十年。

有个段子这么讲,李老师每年都要把“同性恋合法化”拉出来提一提;潘老师每年也要把“妓女存在合法化”揪出来讲讲。俩人提倡了这么些年,虽然没啥人理,但也乐此不疲。

“性产业”,说白了就是红灯区那点事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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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年,潘老师开始了对红灯区产业的研究之路。广东东莞是他调查的起点,此后他带领学生定向调查了全国21个红灯区和其中近1400位小姐、妈咪、老板、帮工与相关人物。

他说,

“大家最喜欢问的就是,潘老师你嫖不嫖?我说我不嫖吧,你们也不信,我说我嫖吧,那我又违心。我只好不说,你们也别问。所有人都是假设你要嫖的。当然这些年讲了这么多,大概能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相信:甭管他嫖不嫖,反正他确实做研究了。”

要采访从业许久的小姐们,潘绥铭费了不少功夫。要认识小姐们,首先就不能以客人的的身份接近。在潘绥铭看来,只要用嫖客的身份靠近,那么充其量了解到价钱问题,看到的都是职业表演,跟模特、演员一样,这样的调查毫无意义。

于是,他试图找到一个主管姑娘们的妈咪来开启新世界大门。面对身经百男的小姐们,他的第一话就是“我只看不干“,没什么教授的架子,越简单越好,越简单,她们越能接受自己。

1999年,潘绥铭写出了国内第一本红灯区访谈调查报告《存在与荒谬》,听起来跟《存在与虚无》相似的书名给了这本“黄书”哲学色彩。

书中除了形式有哪些、南北方差异、价格层次、小姐妈咪的套路等等,还讲了他调查过程中遇到好玩的事儿。有的妈咪还是大学毕业,给外出打工的小姑娘们连哄带骗就带回店里了。

“他们怎么教育小姐?第一天来了你坐在门口,你就看吧。你看这进进出出的这些男人这些嫖客,哪个不是人模狗样,回到家哪个不是好丈夫,见了孩子哪个不是好父亲?你们将来的前途是什么,你们就嫁这样的男人?人家还不要你呢!

你最高理想也不过就是嫁个城里人,好丈夫好父亲是吧?回过头他来干这个了。他老婆不知道,别人不知道,谁都装不知道,你们可是天天看见的。女孩子的信仰一下就全部打垮了。”

这些第一手资料只有实地走访才能拿到,所以,潘老师的研究有多硬核,就不用桃子多说了吧?。

潘老师的家庭:“我爸是研究性的”

潘老师的孩子,是个闺女。

特别小的时候,她给别人的小孩说:“我爸是研究性的”,那时候还小,是研究性,还是研究性,没人明白。后来上了初中,她就再也不提这事儿了。等上了大学,发现大家都能特自然聊起来两性话题之后,那句“我爸是研究性的”就显得不怎么突兀。

初三的时候,她就跟潘绥铭出去做过社会调查,高三的暑假还跟潘老师一行人去过红灯区。她那时还小,相当活泼可爱。小女孩一出现就会降低受访者的戒备心,因此带着女儿的调查,往往收获颇丰。

据潘老自己说:“她(女儿)第一不想研究性,第二不想做学问,第三不想当老师,因为外人眼里看到的都是光环,亲人眼睛里面看到的都是缺点。”

说罢了闺女,潘老师的爱人又是怎么看待他特殊的学术研究的呢?

潘老师与爱人相识在三下乡活动中,那时候,她是乡镇的店员的女儿,后来回城后当了会计,一直挣得比潘老多。尽管爱人并不想搞学问,但她始终相信潘老师做的一切都是正经事和好事,没有过多的阻挠,也没有追随当年的“下海热”,让这个只会搞研究的老先生去捞快钱。

不过2012年,潘老师却受到了行政处分,原因是无法证明研究经费的去向,因此有人这样调侃:“真嫖的拿着发票报销去了,做学问的倒开不了发票”。潘绥铭才是传说中的“宝藏男孩”,一身正气做学问,从来不怕别人的诋毁。

多年来,对性学连同性学家的的污名和恐惧其实是无知的表现,只有接纳性,接纳性学家这个群体,方是接纳自己。

随着社会的开化,年轻人观念的革新,性社会学学者们不再需要偷偷摸摸做研究,性学也不再小众。

就像潘老自己说的那样:“当有一天,我上的性学科普课没有人想去听,学生们都明白‘性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,才是我的终极目标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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